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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治疗急危重症领域有着相较于西医的显著优势，治疗瘟疫的疗效自然不会例外。但是中医相较于西医治疗瘟疫的疗效优势在近代因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而被遮蔽，尤其是从英国留学回国的西医伍连德凭着个人智慧和决断力领导西医防治东北鼠疫的成功，给近代中国人制造了西医防治瘟疫比中医更加先进的假象。那个时代尚未对治疗疫病的死亡率有清晰的概念，只要能将瘟疫有效防控就是成功。西医在20世纪初期尚未有治疗鼠疫的有效药物，即使西医在东北鼠疫防治过程中对死亡率的降低没有任何作用，由于没有死亡率显示当时西医治疗鼠疫的疗效水平，近代中国人仍然将伍连德个人防治东北鼠疫的功劳移情到现代欧洲医学之上，再用蒙着先进假象光环的西医去否定中医防治瘟疫的有效性。正如见证那个时代西医防治瘟疫的大医家张锡纯所言，那时的西医防治瘟疫的有效手段就是隔离，被隔离的患者死活都是靠自己的命运来决定。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在近现代中国人面前为西医制造了先进的幻觉，而西医共同体出于西方文化的自负，通过自己掌控的话语权和行政管理权制定相应的医疗法规，将中医排斥在传染病防治之外。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新发的疫病被纳入传染病管制之后，中医就不能再参入治疗。中医只有在西医已经难以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才会被特许参与，而且还要那些具有大智大勇的中医家主动向国家请缨。
中医从近代开始就被科学与西医共同体集体无意识地否定和排斥，再加上国内近半个世纪的全民科学化教育，尤其是西医向公众不断地讲述伍连德防治东北鼠疫的故事，对公众强化着中医无法防治瘟疫的误导。那些被科学的抽象还原意识蒙蔽了心智的广大人民群众，多数都会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疾病，有的甚至认为中医连普通疾病都无法治愈，以至于患病后拒绝寻求中医诊疗。每种医学治疗瘟疫的疗效毕竟是由其自身的理论和诊疗手段来决定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可以暂时蒙蔽人们对中西医治疗疫病的认识，但是每当遇到新发瘟疫的时候，哪种医学更有效就会在防治瘟疫的最终疗效比较中彰显出来。西医因为科学的还原论面对新发的大规模疫病的防治束手无策，而中医却能根据疫病患者的症状进行有效地辨证论治。不管是20世纪50年代的流行性乙型脑炎，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热，乃至21世纪初期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和新guan肺炎，中医都显示出了相较于西医的疗效优势。正是有了中医的参入，才保证了我国治疗新发的非典型肺炎和新guan肺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低死亡率。我们如果能够突破科学还原意识对心智的蒙蔽，以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去比较中医和西医，就不难发现中医在防治新发瘟疫领域具有恒久的优势。
一、中医有系统的预测瘟疫的理论
纵观中医五千余年发展史，奠定中医基本理论的《黄帝内经》是在汉代以前完整地涌现出来的，后世医家对本书的编撰人以及完成时间已经无法准确地考证，但可以将其编著时间大致认定在周朝末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理论是该书的基本理论框架，被上古医家视为天地万物变化的自然规律。阴阳五行理论的形成是从尧帝时期的羲和“历象日月星辰”开始的，经过像羲和这样的无以数计的天文家对天文、物候进行漫长的细致观察与积累，后人就将总结出来的自然变化规律以阴阳五行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阴阳五行就是日月五星作用于地表万物而形成的自然变化规律。昼夜往复和春夏秋冬的循环更替表明日月五星运行作用于地表万物必然具有周期性规律，日月五星作用于地表万物而形成的气候和疾病的变化也相应地具有周期性规律。人体不是独立于自然时空之外的孤立存在物，它与周围的自然环境保持着天人感应的整体性联系。随着自然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受气候影响的人类的疾病也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化，这就是运气理论的发生原理。
夏商周三代防治疫病的历史事件和理论并没有文献详细地记载下来，但是从尧帝就开始持续着的漫长的天文和物候观察，能够积累大量的天象、物候、气候、农业以及疾病发生的观察资料，所以周朝末期的医家能够系统地总结出以六十年为周期的运气理论。运气理论总结了气候、物候、农业以及疾病自然发生的周期性规律，尤其是其中的疾病周期性发生规律，为后世医家提供了预测每年疾病流行情况的理论依据，其中就包括对瘟疫流行的预测。运气理论对上古疫病的发病规律和诊治原则在《黄帝内经·素问》中的九篇大论里有着详细地阐述，即从《天元纪大论》到《至真要大论》九篇经文。运气规律以阴阳五行为理论理论框架，按照纪年的干支推算每年五运六气的具体分布情况，并以此来掌握每年六气各个阶段作用于人体病邪的属性、严重程度等，或者预测疫病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广州从年12月开始发生的瘟疫，《素问·本病论》载有：“假令庚辰阳年太过……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故非太过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应，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年为庚辰年，金运太过；年为壬午年，12月初首次出现疫病患者；年为癸未年，5月2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首现零记录，到6月疫病结束。
那么年12月初发生的新guan肺炎符合运气规律吗？年为己亥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中运为不足土运。《素问·六元正记大论》里就有记载，即“凡此厥阴司天之政……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其病温厉”，“温厉”就是说本气会流行瘟疫。比如内蒙古在年11月12日发生鼠疫、武汉市在年12月初发生的新guan肺炎，都属于“温厉”之病。内蒙古的鼠疫通过采取快速的隔离与治疗措施，在12月23日之后已经消除。国内首先发生在武汉市的新guan肺炎则在年继续扩散，成为全国性的瘟疫。不管是-年发生的非典型肺炎，还是-年发生的新guan肺炎，两场瘟疫都符合运气规律，而且都在《黄帝内经》里有着明确的阐述。古代医家已经总结出了完备的瘟疫预测理论，这就需要我们在深入把握中医经典理论的前提下，将其应用于全体国民健康的保护。能够准确阐述瘟疫发生规律的五运六气理论建立在人与天地万物处在整体性联系的基础上，而西医由于其基于科学的还原意识将疫病的发生原因还原为病毒感染，割离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整体性联系，无法对自然气候做出周期性变化的预测，也就不可能对疫病的发生进行有效预测。运气理论是中医防治瘟疫相对于西医的恒久理论优势。
五运六气理论对中医防治瘟疫不仅有着预测的功能，还有指导中医家临床治疗的作用。它能帮助中医家对新发疫病的病邪及时地判断出六淫属性，进而对患者的病因病机进行准确地分析。《素问·六节藏象论》对古代医家从医的理论素质有“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的要求，可见运气理论对指导中医家临证的重要性。近代医家运用运气理论指导疫病治疗最有效的案例就是蒲辅周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医院的中医郭可明采用清热、解毒、养阴的治疗原则，运用白虎汤对年夏季河北石家庄地区爆发的流行性乙型脑炎进行治疗，其治愈率达到%。北京市在年8月以后乙脑流行，再次采用医院的治疗经验，患者服药后不断没有效果，反而病情加重。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引起西医再次质疑郭可明治愈乙脑疗效的可靠性。后经卫生部派出的专家工作组成员、著名中医家蒲辅周根据年的运气规律分析，认为北京市在8月以后暑湿较盛，对于那些辨证为湿温证的患者，需要采用宣解湿热、芳香透窍的药物进行组方治疗，而后获得显著效果。从运气理论上看，石家庄市在年爆发的乙脑患者时逢夏季，当年干支为甲午，司天之气为少阴君火，所以病邪多偏热，采用白虎汤治疗效果显著。蒲辅周利用运气理论进行精准的辨证论治，才能再次获得显著的疗效。
我们同样可以用运气理论辨析年底12月发生的新guan肺炎的病邪属性，年为己亥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中运为土运不足。上半年出现倒春寒，下半年出现暖冬，与运气规律完全吻合。从自然变化规律来看，冬季本应寒冷，万物藏精，以待春季更好地生长，但是本年度终之气为少阳相火，畏火司令，导致气候反常，出现暖冬，生物当藏不藏。尤其是从11月9日开始，终运为火运太过，运气皆为火，加剧冬暖。《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少阳在泉，寒毒不生。”武汉市发生的新冠肺炎是因当地的湿盛和少阳相火叠加火运太过所致，既然少阳相火之气不生寒毒，那么本病就仍然属于中医温疫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病位在肺和脾。虽然地域和气候不同，但是新冠肺炎在欧洲地区仍然与国内具有相同的病邪属性，比如瑞典同仁堂中医家王泽丰接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出现“低热、干咳、焦虑情绪明显，并伴胃肠症状等”典型的温病症状，所以他提出“治疗应以清虚热和润肺养阴止咳和疏肝解郁为基本思路，兼顾益气化湿等，如此治疗方略可确保疗效”。[1]
二、中医有系统的防治瘟疫的理论
《黄帝内经·素问》中的五运六气理论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疫病周期性的流行规律，后世的医家可以据此来推测每年疾病流行的情况以及疫病发生的可能性，并可用于指导临床诊疗。对于疫病临床治疗的理法方药则是从东汉末年的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开始建立起来的，直到清代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方才完备。从瘟疫的发病规律和属性来看，伤寒病并不属于瘟疫范畴，它属于正常的外感时邪，尤其是在冬季容易发病。正如吴又可在《温疫论·辨明伤寒时疫》中所言：“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张仲景家族之所以死于伤寒者众，是因为东汉末年处于长期的战乱，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饱腹，多数体内正气虚弱，难以抵御寒邪侵袭，继而伤寒多发。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完备的瘟疫诊疗体系是在明清时期建立起来的，从王安道突破伤寒诊治的束缚，到吴又可将瘟疫从伤寒病中独立出来建立系统的辨治体系，再到吴鞠通总结叶天士等前贤对温病的进一步认识而撰就《温病条辨》，创建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的集大成体系，形成了完备的防治瘟疫的理论。
对于瘟疫的预防，中医在漫长的实践中形成了外用中药和内服中药两种有效方式。外用中药防疫就是利用中药驱邪避秽，或者对周围环境进行消毒。为了预防污浊的疫气侵袭，可以采用艾叶、苍术或者藿香为原料，混合或者单用制成香薰艾条、线香或者香囊等便于使用的形态，其中香薰艾条和线香可以在市场、居住、工作或者医疗的场所进行熏染，驱散周围的疫气，而香囊则可随身佩戴。对周围环境的消杀，古代没有现代的化学消毒剂，经常使用生石灰预防人畜的疫病。内服中药防疫就是要提高人体内的正气，依据“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原理，采用能够补益营卫之气的中药方剂内服预防，比如玉屏风散、玉屏风口服液等系列制剂，也可以在原玉屏风方的基础上加滋阴润肺的玉竹、北沙参等。由于受到西医抗病毒的影响，近些年每逢疫情或者流感爆发，不少西化的中医家就会开出金银花、板蓝根等清热解毒类方剂供公众预防。这些方剂具有清解热邪的作用，本来用于治疗阶段，正常人一旦服用后，体内没有热邪可清，就会损伤阳气，降低身体对疫气的抵御能力，不但起不到预防作用，还会诱发疾病。所以采用内服的途径去预防疫病，正常人不能去服用那些苦寒的清解之品。
对于瘟疫的治疗，中医有着完备的运气理论和温病理论，现代的中医家就可以参考《素问》中的运气理论、《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和四诊资料针对具体的患者进行个体化辨证施治。治疗瘟疫，首先要通过运气理论辨清疫气病邪的六淫属性。清代著名温病学家薛雪在《吴医汇讲·日讲杂记》中说：“凡大疫之年，多有难识之症，医者绝无把握，方药杂投，夭枉不少，要得其总决，当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气候之相乖者在何处，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药，虽不中，不远矣。”[2]疫气的病邪属性不会发生变化，但它会随着运气的变化间杂时气，加上受到疫情地区的本地气候影响，进而变得错综复杂。疫病往往不会在短期内就会消失，期间时气会随着运气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年12月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延续到年5月份，而年12月份发生的新guan肺炎延续到年4月份仍然有散在发生。所以中医家必须深入把握运气理论，才能做到后续针对具体疫病患者进行精准地辨证施治。
对于疫病患者的治疗需要根据望闻问切四诊进行个体化的辨证论治，因为侵入的疫气病邪属性虽然相同，却会随着被感染的疫病患者个体体质发生从化，比如温疫之邪侵入阳性体质就会从阳化热而成湿热证，侵入阴性体质则会从阴化寒而成寒湿证。正如《医宗金鉴·辨太阴病脉证并治全篇》所论：“六气之邪，感人虽同，人受之而生病各异者，何也？盖以人之形有厚薄，气有盛衰，脏有寒热，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脏气而化，故生病各异也。是以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或从寒化，或从热化。譬诸水火，水盛则火灭，火盛则水耗，物盛从化，理固然也。”对疫病患者的精准辨证之后的论治，所用方剂也不能局限于《温疫论》和《温病条辨》中的方药，《伤寒杂病论》中的经方同样可以应用。《温病条辨》就根据三焦辨治采用了《伤寒杂病论》中的经方，只要有是证就可以用是方。《伤寒杂病论》的理法方药虽然不是为瘟疫而设，但是书中所构建的六经辨治体系对所有疾病的治疗都有普适性。《伤寒论》成书之前，汉代存在着医经派和经方派两个独立的医学派别，医经派以《黄帝内经》为代表，而经方派则以伊尹《汤液经法》为代表，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将经方派中的经方与医经派中论述热病的辨治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有机的六经辨治体系。所以《伤寒杂病论》中的经方是完全可以治疗温疫诸证，我们也不能见到使用汉代的经方就将所治疾病归属为伤寒。中医治疗瘟疫的手段，除了采用中药，也可以用针刺、艾灸和推拿等手段配合着进行。就像治疗新guan肺炎，轻症患者采用中药或者针灸单独就可以治愈，而那些呼吸出现困难的重症或危重症患者，可以用针灸与中药配合，针药并施往往比单用中药或者针灸效果更好，也会缩短治疗周期。
中医治疗瘟疫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在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流行性乙型脑炎、70年代发生的流行性出血热、年底发生的非典肺炎以及年底发生的新冠肺炎的防治中都得到了实践检验。尤其是大规模爆发的非典型肺炎和新guan肺炎，让中医治疫的疗效优势和安全性得以突显出来。非典型肺炎爆发初期，西医既没有在短时间内将病原体认识清楚，也没有对应的有效治疗药物和疫苗。由于非典型肺炎被纳入传染病防治，中医在北京地区被排除在治疗急危重症的领域之外，西医只能盲目地采用抗生素、抗病毒和激素类药物安慰性对症治疗，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采用呼吸机循环支持救治，导致患者死亡率居高不下，即使被治愈也留下肺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后来以邓铁涛教授为首的几位老中医向政府申请主动参与防治此病，才彻底扭转了防治本次瘟疫的局面。正是因为中医的积极治疗，广州患者的死亡率为3.6%，单纯采用西医治疗的香港患者死亡率为17%，台湾则为27%，其中广州中医院收治患者45例全部治愈，实现病人0死亡、医护人员0感染、患者0后遗症。新冠肺炎的防治出现了与非典型肺炎防治类似过程，由于湖北地区开始排斥中医参入，截止到2月10日中医参入治疗率只有30.2%。患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最后在中央采取问责制度推进中医全面深度参与的情况下，才将局面彻底扭转。医院所有住院新冠肺炎病例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例（中药汤剂组例，非中药汤剂组例），分析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的结果显示，共死亡71例，其中中药汤剂组死亡15例，死亡率为3.1%；未用中药汤剂组的西医组死亡56例，死亡率为31%。[3]两相比较，中医治疗组的病死率是西医组的10倍，可见中医对于新guan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疗效优势要明显优于西医。
三、中医防治瘟疫有“简便廉验”的特征
中医本是属于自然时空的医学知识体系，注重人类生命体自身各个部分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体与自然万物之间的整体性联系。生命内在和外在的整体性联系使得中医始终在自然的原生形态层面依靠阴阳五行理论和形象思维去认识人体和防治疾病。由于中医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利用形象思维和观法比类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人体而不对人体进行解构性还原，所以不管是诊断还是治疗，中医都不会像西医那样依赖外在的仪器与设备，可以直接根据人体表现出来整体性异常利用自然原生形态的中药或者针灸治疗。中医诊疗的自然形态也使其不仅在治疗普通疾病上具有简便廉验的特征，就是在防治大规模爆发的疫病上也同样具有了“简便廉验”的优势特征。
首先，中医防治疫病不需要仪器和设备，手段简单。
中医是从人体与周围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联系去认识疫病，不需要诊断病毒感染的试剂、仪器和设备，直接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搜集患者身体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症状，就能对其进行辨证施治和预后。比如疫病患者在患病初期普遍出现白厚的积粉苔就是典型的辨识症状，有经验的中医就可以根据特异症状来进行疫病患者的筛查。每当新发疫病出现，就在西医尚未研制出相应的检测试剂盒的情况下，中医可以根据疫病舌苔的特异性症状进行筛查感染患者。中医筛查疫病患者不需要西医的仪器设备诊断，就是对治疗后的患者是否治愈也同样可以做出比西医的仪器设备更加准确的判断。由于西医的仪器设备只能检查有形的变异，对那些无形的邪气是否除尽并不能进行有效地检查，所以疫病患者究竟有没有治愈，还需要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去判断，只要患者体内的邪气尚未除尽，中医四诊就能检查出来。中医治疗疫病所使用的的手段包括中药和针灸，针灸的器具能够随身携带，而中药也是从自然中很容易获取的原生态的植物、动物或者矿物。从疫病患者的诊断，到辨证处方，再到配药指导或者针灸治疗，全部诊疗过程都可由中医家独自或者指导少数辅助人员去完成，不像西医那样将诊疗过程分成化学检验、设备诊断、辨病处方、配药、住院护理等多道程序，每道程序都由相应的科室人员来完成。
其次，中医防治疫病能够因地制宜，操作方便。
中医治疗疫病不仅可以随着医家的方便，不需要在特殊的隔离病房里，可以在诊所或者医馆里给患者诊治疾病；也可以随着患者的方便，让患者随治随走，不需要集中在隔离区的病房，他们拿到中药以后可以居家服药治疗。如果是大量患者被集中起来，采用中药治疗就更加方便。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也为中医治疗疫病提供了方便，中医家不用接触患者只需通过网络聊天软件就可以详细地掌握患者病情，进行精准地治疗。海外中医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大多采用这种隔空的方法，即使缺少了脉诊，也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瑞典同仁堂中医家王泽丰就在当地坚持通过互联网为疫病患者诊治，“在接诊的患者中，有疑似病例40多人，确诊新冠肺炎患者2人，其中瑞典当地人疑似病例5人，总问诊超过人次。从患者陆续反馈的信息看，治疗效果都比较满意。”[4]中医治疗疫病的最大优势就是针灸，因为爆发的患者数量在短时间内激增，如果全部用中药治疗，就需要消耗大量的中药材，而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中药材匮乏的局面，一旦应用针灸，就可以减少中药材的使用量，避免耗费大量的医疗资源，也能够让广大疫病患者不会因为交通管控造成的中药材缺乏而不能得到及时地救治。针灸不仅可以快速地退烧，也可以解决疫病患者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而且操作方便，还可以节省药用资源。
再次，中医防治疫病手段简便，成本低廉。
疫病一旦大规模爆发，患者就会激增，国家需要举全国之力去应对才能更好地防治疫病。由于中医诊疗疫病既不需要大量的试剂、仪器和设备，也不需要大量的护理人员，而且针灸更是能够帮助整个抗疫过程减少医疗资源的消耗，所以中医抗疫投入的成本少，但不会因为成本投入少就会降低效率和疗效，相反因为中医治疗疫病患者比较简便，可以大大地提高抗疫效率，不会造成供需“堰塞湖”的现象。此外，由于中医治愈疾病的周期短，也可以减少耗费大量的医疗资源，降低抗疫成本。中医高成效低成本的特征在两次大规模爆发的瘟疫中突显出来，西医治疗非典型肺炎患者的平均费用是5万～10万，而广州中医院以中医为主治疗非典型肺炎患者的费用最高1例也只有元；[5]西医治疗新guan肺炎患者的人均总费用为元，而中医治疗的人均总费用则为元，中医的治疗成本低廉由此可见一斑。[6]
最后，中医依据经典理论辨证论治，效果显著。
中医治疗疫病有着完备的理法方药体系，不像西医那样在面临新发疫病大规模爆发时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相应的病原体、预防疫苗和治疗药物。即使面对全新的瘟疫，中医共同体也能根据中医理论，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等经典，对患者进行精准的辨证论治，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流行性乙型脑炎，西医的死亡率是30%～50%，而中医的死亡率是0～10%。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流行性出血热，南京周仲英研究组采用中医治疗的病死率是1.11%，西医组的病死率是5.08%。[7]年大规模爆发的非典型肺炎，广州中医介入最早，死亡率不到4%，而全国的死亡率是7%，中国香港地区的病死率为17%，全球的病死率是11%。年底发生的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的病死率，中医汤剂治疗组为3.1%，西医组为31%，而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为40%。可见历次发生的大规模瘟疫防治，中医辨证论治的效果都明显优于西医。中医不仅疗效优于西医，而且安全性也优于西医，中医针对个体辨证论治不会留下后遗症，而西医则会留下肺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
中医理论承载的是天道，反映的是人类生命体变化的自然规律。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医理论在阴阳五行理论的基础上去认识和防治瘟疫，具有恒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相对于建基在机械还原论之上的西医具有恒久的理论优势。这种优势从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流行性乙型脑炎直到年底发生的新冠肺炎防治中得到了有力地验证。作为炎黄子孙，现代中国人应该倍加珍视古人留下来的先进医疗知识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其传承好、发展好，而不是出于文化自卑和笃信科学主义的心理，对其进行贬低和排斥，直至我们在抗疫过程中依靠西医再难以控制局面时才想到它，让其作为辅助的力量参与抗疫过程。国家只有在防治疫病伊始，就让中医全面投入，并将其作为抗疫的主力，才能更快更好地消灭疫病，维护全体国民的健康，降低全体国民和国家的损失。
注：本文摘自王世保先生年完稿的、尚未出版的《治疫论》第八章。
[1]王泽丰.一位同仁堂中医师在瑞典的抗疫故事[N].光明日报，-06-11(12)
[2]清·唐笠山纂辑.吴医汇讲[M].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15
[3]王君平.治疗新冠肺炎中医药全程起效[N].人民日报，-04-04(4)
[4]王泽丰.一位同仁堂中医师在瑞典的抗疫故事[N].光明日报，-06-11(12)
[5]贾谦等著.中医战略:中医传承与发展的认识和思考[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7:89
[6]王健、郭敏、黄勉、吕明珊.中医治疗成本收益比较[EB/OR].[-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