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st(trustdo)心丝路第8缕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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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男奇｜难忘19岁，医院医身更医心

欧姬芙｜绘画

年暑假，19岁的我，“活跃”医院的骨科病房里。暑期的骨科病房主要是两类人：一类估计常年都有，各种上了年纪后可能有的病，如股骨头坏死、严重的颈椎病等等；另一类就是中小学生趁着暑假来做脊椎侧弯矫正术。

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我基本上是当年病房中脊柱侧弯患者里的老大了，其实还有两个人比我年龄大，让我印象深刻，让我知道我还算幸运：其中一个是北京姑娘，20刚出头，严重的先天性的脊椎侧弯已经让她坐在轮椅上了，很难矫正，当时她还在做某种看起来严酷的术前牵引，好像是要在脑颅上打孔（我宁愿是自己记错了，请原谅那个时候的我死活不明白这个技术是怎么实施的）；另外一个大姐40多了，后背佝偻得厉害，估计是太疼痛难忍了，医院，一样好像是难以做手术了，没有婚嫁。这样两个人，摆在我眼前，让我知道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虽然侧弯cobb氏角度，非常严重，但我还可以接受手术治疗，一切还来得及，还有救，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真的是带着幸福感期待着手术的。

19岁的我，刚上完大一。那个时候，先期送我来北京的二姐已经返回安徽，而父母还没有来京。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手术是我自己选择、期待已久的，医院有吃有住安心等待。在骨科病房这种不是老就是小的环境里，我，是个青春活力的存在。还没有排到我手术，那我就还是好人一个，有胳膊有腿，能吃能走。

同病相亲，同病相爱

闲着也是闲着，所以我乐意给同病房的上了年纪的病人拿个茶杯端个尿壶什么的，搞得她们特感动，觉得我这个姑娘特懂事。特别其中一位是来自北京的小学老师（因为颈椎问题引发的半身不遂），一个劲地夸我，一直夸到安徽人聪明能干，南方人都聪明能干……没事我就看英语，搞得骨科病房里的小朋友们都来找我，家长们显然很愿意自己的孩子和我这个大学生姐姐交流。其中一个北京女孩思思，比我小几岁，喜欢和我玩，一来二往就熟悉了。因为他们家就在北京，所以时不时她父母会带些好吃的过来，带我一起吃。我父母从医院时，还不忘从家里带来土鸡蛋、家门口的梨……总之，想起来有点泪水涟涟了。思思吃了鸡蛋，直说香，从没见过那么鲜的蛋黄，好吃！

我同房隔壁床的老奶奶，是要安装人工股骨头，当时已经80多岁了吧。她上大学的孙子海波来看望她，于是我们就小聊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北京服装学院。一面之缘，此后从未联系过。直到年，我确认考上了北师大心理学研究生，给他简单写了张明信片，告诉他我要去北京读书了（名字都写错了，但他还是收到了）。他相当认真地回复了我一封信，说当初就医院里还认真看书学习……我也是从他的来信中第一次看到了北京服装学院那个衣字形的logo。后来进入到北服工作11年有余，回想起来与北服最初的相遇是在协和病房里，感觉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父母大爱，直面困境

我做完第一次手术后，医生说可以吃酸奶。我爸就跑到协和外面找酸奶，他不知哪种酸奶好，就两个样子各买了一种。快到我第二次大手术的时候，我爸因为学校临近开学，必须得回家上班（他是我的家乡肥西县董岗乡中心小学的校长，他放心不下他的学校），就把我妈和我“抛”在了京城。现在想想他那时多不容易，医院的孩子老婆，一边是近千人的学校。内疚感从那时大概就在他心里种下了，到临终的时候，皮包骨头了，这个自尊心强了一辈子的男人，竟然还特意对小女儿说对不起（另行再写）。我有我妈，我妈没有别的人了，就只能做强大的妈妈了！家属要给手术知情同意书签字，那上面尽是恐怖信息，但我妈也得用常年干农活的粗糙大手颤抖着签了！有一刻，我甚至想，要是手术失败了，难道我必须坐在轮椅上去上课？天哪，安徽师大的教学楼尽是台阶，没有电梯啊！

对手术，虽心有恐惧，但还是无限憧憬。从11岁开始，我便佩戴矫形支具，遵医嘱，一天23小时把那个又厚又硬的家伙箍在上半身。回首少年，我看到生命的弹性和耐力。只是开始戴支具的时候，有过一两次噩梦；当然夏天，因为炎热，皮肤被捂得又红又痒又臭。当时的支具架里层是一层薄薄的类似塑料海绵的东西，那个东西吸汗，所以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但逐渐还是习惯了，并且离不开它的支撑了！由于严重的脊椎侧弯，左右腰肌严重失衡，如果不戴支具，身体没一会儿就支持不住了。年少时的我，在合肥二姐身边读书，周围基本都是城里孩子，衣服穿着一般都比我好，我就在心里自我安慰：我里面穿的东西可比你们的贵多了！想起那个时候内心的声音，那个自我安抚寻找信心的少女，觉得她无比可爱，令我感动。

当身体经过8年多的束缚，终究发现这无法解决根本时，19岁的我知道，手术才是根本。其实11岁时，那是年暑期之后，父母就曾带着我北上协和，甚至住院证都办了，但因为种种，最终没有手术（那是动荡后的北京，专家四散，我也倔强，父母恐也是害怕手术不成功）。但我一点也没有后悔，也没有抱怨责备父母。我知道，我这样来自安徽农村的身患脊柱侧弯的女孩，能够到北京就医，是父母下了多大决心的。用我妈的话说，要不是因为带我去北京看病，她一辈子也不可能上京城！

矫正畸形，大医医心

19岁，骨骼已经定型，晚或许是晚了点，但一切都还来得及。正因为是19岁，我不再像11岁那般恐惧，我在期待欢迎手术的到来。我信任医生，我能够有医院得到治疗，我心怀感激。

协和的医生护士们给了我最好的生命的教育，特别是我的主刀医生王以朋。他那时从美国学习回来没多久，对西式的临床护理很推崇。我做学生的时候是个好学生，我做病人的时候更是个好病人：医生嘱咐怎么做就怎么做，非常尊重医生。手术完了，每天就盼望着医生来查房的时间，那比盼望见恋人还热切（当然截止那时，我还没有真正恋爱过）。医生看我已经是个在读的大学生，又从农村来，老母在一旁照顾，估计也是心生怜爱吧。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看看周围，就知道他并不是只对我如此，他对所有的病人都是如此。

手术一共两次。一次松动椎体及取骨辅助手术，一次放矫正棒的大手术。王大夫经常都在病房里，有时夜里也在。真心觉得医生不容易。你可以想象，病房里老老小小他的病人都是他的孩子，那感觉就像是班里都是青春期的孩子对帅哥班主任的感情，大家都在私下关心谈论……医院紧张严肃的氛围之下的一种调节放松吧。

第二次手术完了，我被推回病房，尚未完全苏醒，基本没有知觉。当王大夫来看我的时候，我似乎一下子醒了，也忘了礼节，忙问：矫正了多少度？他幽默地说：长高了!不能长得太高，要不然就走不了路了！据我妈说，我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手脚冰冷。我妈担心地问需不需要给我输血。王大夫轻触我的指甲盖，肯定地说不用。我没有被输血。因为医生觉得不必要，医生说省的钱给我上大学。我妈特别感激医生，这话估计说到她心坎里去了，这些医生绝对不让花冤枉钱，面对这样的医生，怎能不感动呢？！用我妈的话说，手术连续数个小时，我们连个盒饭都没有给人准备，更别说红包了。这样的医生怎能不让人感动呢！

看着王大夫给病人看病的情形，对我，是一种享受。他那么热情开朗，声音浑厚响亮，透着希望乐观，对每个病人，不论老少美丑、不论教育程度，都无比耐心讲解。他那全然在当下的存在，给了19岁的我最宝贵的生命疗愈与滋养（我到北京读书后，竟然还去了至少两次协和，名曰复查，实乃就是观看他给病人看病的情形）。他不仅是矫正了我侧弯的脊椎，更是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在面对死亡、疾病的日子里，依然可以开着生命的玩笑，譬如，王大夫说给你们小姑娘用内缝（几十厘米长长的手术刀口），这样刀口好看些。想想医生用爱一针一线缝上刀口，小姑娘们都该乐了，就差比拼谁的刀口缝得更好看了。所以，住院的那段日子，尽管翻身都需要人帮助，术后整夜疼痛难以安眠，大小便都在床上，躺在床上让实习的小护士帮着洗头发，然而，这些在19岁的年华里，都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恩赐：体验生命的脆弱与坚强，感受大爱的光芒与疗愈。

我的妈妈，也给我展示了什么是伟大智慧的母亲。无畏无惧，至少在我面前。一个农村妇女，认识不了几个字，陪着医院里面对各种情况。那年她已年近六十，忍受着自己有关节炎的老腿疼痛，医院里复杂丰富的多个楼层多种信息，晚上在我的病床旁搭几把椅子睡觉。看到我手术后浑身冰冷地被推到病房，她就想办法找到一个别人输液后的瓶子，装上热水裹上衣服给我暖脚。后来回到家里，有次不经意间，她才一边比划着一边跟我说，那时她看到医生从我的身体里抽出那么长那么长的引流管时（若没记错就是手术之后，暂时留在身体里导流出身体里的废液的管子），她看得都快晕倒了。她实在难以直视女儿遭那么大的罪吧。

19岁，王以朋大夫的医者形象，已然镌刻在心。

19岁，麻醉失败的小病友的父亲高兴地推着手术完的我去拍片子，让我知道原来我们都是彼此相连。

19岁，医院病房，我手捧安徽师大同学们的慰问来信，感动地眼泪哗哗……

19岁，转眼已被远远抛在身后，她给予我的是那般宝贵，至今依然滋养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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